北京1月18日电 (记者 张子扬)继《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(2020—2025年)》发布后，中国官方日前又正式发布了《法治中国建设规划(2020-2025年)》(以下简称《规划》)。在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看来，这是第一部关于“法治中国建设”的专门的、全面的战略发展规划，为全面依法治国、建设法治中国提出了明确的任务书、时间表、路线图，标志着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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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治国推进方式转型升级
付子堂认为，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从“一五”计划到“十四五”规划，时间跨越近70年，对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诠释了中国制度和中国之治独特而巨大的魅力。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，是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“另一方面，‘五年规划’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方式。”付子堂分析，自“九五”计划开始，法治建设及其发展目标开始被纳入国家“五年规划”体系当中。如“十三五”规划就在第七十五章专章规定了“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”的建设任务和发展目标。
除了“五年规划”，专项规划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式。专家举例，如在立法领域，有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编制和实施的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》；在法治社会建设领域，中央宣传部、司法部已经陆续颁行了七部《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五年规划》，中共中央最近还专门印发了《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(2020－2025年)》；在党内法规建设领域，中共中央也已经连续颁行了两部《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》。
付子堂指出，从在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”中规定法治建设有关内容，到制定专项的“立法规划”、“普法规划”“司法改革纲要”“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”“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”“党内法规制定规划纲要”，到如今形成系统的“法治中国建设规划”，中国法治建设有了全面的、详尽的国家战略发展规划，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方式实现了新的历史性飞跃。
开创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治理新模式
付子堂认为，作为一种目标治理模式，国家发展规划是否科学，关键在于目标体系设计的科学性。《规划》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，科学规划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体系。
首先，明确法治中国建设规划“以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”，以“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”为基本原则。付子堂指出，制定法治中国建设规划，是为了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各项工作，特别是“聚焦党中央关注、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法治建设薄弱环节，着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固根基、扬优势、补短板、强弱项，切实增强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性、针对性、实效性”，因此，具有非常强的问题导向性和回应性。
比如，针对近年来社会普遍关注的合宪性审查工作、涉外法治工作、区域协调发展法律问题、失信惩戒与社会信用立法问题、暴力伤害医务人员问题等，《规划》均提出了系统的、有针对性的法治化治理措施和相应的建设目标。
“其次，提出近期、中期和长期三个层面的法治中国建设目标。”付子堂说，《规划》分别制定了三个步骤的法治中国建设目标：将2025年要实现的近期法治发展目标确定为“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体制机制更加健全，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备，职责明确、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日益健全，相互配合、相互制约的司法权运行机制更加科学有效，法治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，党内法规体系更加完善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”；将2035年要实现的中期法治建设目标确定为“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基本建成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基本形成，人民平等参与、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”；将法治中国建设的远景目标确定为实现“法律规范科学完备统一，执法司法公正高效权威，权力运行受到有效制约监督，人民合法权益得到充分尊重保障，法治信仰普遍确立，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全面建成”。
最后，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治建设预期性指标体系。付子堂指出，关于法治政府建设，明确要求“国务院部门权责清单于2022年上半年前编制完成并公布”；关于加快推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改革，明确要求“2022年年底前实现诉讼服务就近能办、同城通办、异地可办”。这些符合目标设置的具体性、可测量性、可实现性、相关性和限时性等科学原则的目标体系，以“指挥棒”引导法治中国建设实践，一步一步夯实法治中国建设基础，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任务如期完成。
付子堂认为，《规划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战略部署，明确了宏伟愿景和行动方案，既涵盖全面又突出重点，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务实管用的重大举措，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具有全局性、战略性、引领性意义。(完)
【编辑:李玉素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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